今天世界上很少有人对奥运会无动于衷，因为它几乎容纳了人类全部的天性和所有的情感。回望早期的奥运会，要说有“恍若隔世”之感的确毫不夸张。我们恰好可以从体育这个特殊的尺度上，看到一个“世纪”的距离到底有多远。而带来这一“天壤之别”的主因，便是现代科技的发展。

　　如果说体育技术有高下之分的话，鉴别标准应该是符不符合科学原理。人虽然贵为万物之灵，但人体的一切运动却必须遵循基本的力学规律。譬如，随着跨越式、剪式、滚式、俯卧式跳高的演进，身体重心升起同样高度却可以越过更高的横杆，到了福斯贝里发明“背越式”，运动员的重心甚至可以从横杆下钻过去，既往跳高的大部分经验从此一笔勾销。体育器械的运动更是力学定律最直观的演示，标枪滑翔性的提高带来成绩的不断刷新，但霍恩把标枪投掷到104米开外而威胁到赛场安全时，科学又能“略施小计”将标枪重心前移4厘米而“勒住”投掷的“缰绳”。体育技术的每一项进步，无不伴随着对运动力学更深刻的理解和应用，从而改变着体育竞赛的形态和面貌。

　　人类文明因劳动使用的材料而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奥运百年间体育器械材料的变革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一个经典的例证是撑竿跳高的变迁。当竹竿、金属竿取代木竿，撑竿跳高的成绩节节攀升。待到轻巧而富有弹性的玻璃纤维、碳纤维竿问世后，撑竿跳高成绩有了更大的突破。新材料给体育运动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时间和距离的准确计量是体育运动“可比性”的基础。1896年第一届雅典奥运会上使用的手动马表，百米赛的计时误差达0.2至0.5秒，相当于2米到5米的距离。今天终点线上的摄像仪能通过每秒2000次的缝隙扫描，将计时精度提高到千分之一秒。测量投掷、跳远距离的皮尺、钢卷尺也早已送进历史博物馆，激光测距仪能瞬时判读出比赛成绩。各种新颖的光电仪器在赛场上层出迭见，使运动数据的粗放式测量变得日益快捷、精准和可靠。

　　运动员的“行头装束”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奥运会初创的年代，选手们在赛场上都身着便装。经过百年嬗变，运动服已成为服装行业的“独立王国”，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澳大利亚选手弗里曼穿着被称为“第二层皮肤”的连体运动衣夺得400米跑金牌，她体验到了一种“切入空气”的欣快。号称“鱼雷”的泳坛名将索普身穿“鲨鱼皮”在400米自由泳中一路领先。现代体育防护用具则从头到脚，一直“武装到了牙齿”。高科技新型材料和人体工程学、运动力学的结合，共同打造了体育健儿的披挂、战靴和征衣。

　　计算机作为高科技的基本工具，对体育运动的影响已无孔不入。1982年，美国队就将中国女排历次比赛的影像资料输入计算机并分析出“战术弱点”，使中国姑娘进攻一度受挫。而运动员对自己的技术动作往往“当局者迷”，教练员也很难用肉眼辨别清楚，“计算机诊断”却能定量分析出一招一式的缺陷。计算机远程监控可以根据赛场采集的数据在万里之外“运筹帷幄”；新动作的设计往往先在计算机上构思和演算，充分论证可行性和必要条件。至于科学制定训练负荷，查阅世界优秀选手和经典赛事的档案资料，更是计算机的“家常便饭”。

　　对百年奥运的抚今追昔，足以使人相信，没有科技，奥运会成不了今天的气候。离开科技，体育将陷入原始和瘫痪。在体育运动成绩日益逼近人类极限的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说，体育的竞争就是高科技的竞争，“技不如人”，也许首先是“科技不如人”。而科技和体育的“共生关系”，将继续伴随奥运会走向明天。

　　(摘自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奥运中的科技之光》，赵致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