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入情入理，确实透露出人性的光辉，本人早就认为应当如此，当然拍手称快，完全同意。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还应该进一步追问，媒体现在批评的那些“残忍而畸形的思维方式”“很不人性的偏狭心态”“‘金牌渴望’的原始冲动”等等是怎样进入“一些人的脑子里”的？大量的“偏狭者”是谁造成的？又是怎样造成的？

　　细细想想，这跟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灌输不无关系。其中，媒体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从上世纪60年代中国乒乓球队到80年代中国女排，再到奥运会和各种国际比赛，媒体以最煽情的方式把“体育”成绩与“爱国”“振兴中华”紧紧联系起来。

　　历史地看，上世纪60年代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80年代“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女排的胜利，确实起到经历巨大挫败后重振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国力增强、社会平稳迅速发展，这种话语应该逐渐淡化，然而直到这次刘翔退赛前，这种话语转变仍未发生。

　　因此，一位央视记者才会对一位获得铜牌的射击运动员这样问道：“你奋斗了二十多年，参加了四届奥运会，而只获得了一枚铜牌，你觉得你有愧祖国吗？”写到这里，真想知道认为“体育说到底是人类的一项有趣的活动，它的本质是要我们快乐”，“这与国家荣誉无关，也与各个人道德无关”的刘建宏，对自己这位同事充满了“金牌渴望的原始冲动”的提问作何感想。

　　刘翔退赛，使媒体的“体育话语”开始发生变化。惟愿这确是观念、主导思想的变化，而绝不是为了“平息”大众情绪、针对一时一事一人的权宜之计。《重庆时报》有篇题为“刘翔退赛是一次梳理国民心态的契机”的评论。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对“国家心态”，即国家的“体育话语”作一次梳理。“国民心态”，往往是由“国家心态”塑造、形成的。

　　如果国家的“体育话语”真正发生变化，承认“体育”只是一种“人类追求健康、阳光的生活方式”，只是“人类的一项有趣的活动”，承认“人性面前金牌实在太渺小”，去掉曾经有其合理性的赋予“体育”“金牌”的“神圣性”，那么为夺金牌而实行的某些体制就应当改革。

　　有人提出，北京奥运应是中国体育体制的分水岭。追求极少部分人竞技水平的体制面临转轨，取而代之的是全民健身。对此，我举双手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