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政方面必须有所作为。内部改革尽管是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但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内部改革必然具有外部意义。内部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改革尽管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回应，但主要是为了回应国内的政治发展需要。就是说，政治改革可以同时回应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不确定性的疑虑主要来自中国的政治变革的方向不明确。西方世界所谓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异类”性，尽管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味道，但的确可以对中国的外部事务构成巨大的压力。

　　在西方，一些人不承认中国是个大国，另外一些人承认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接受。这和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认识有关。因此，不管人们是否喜欢，这种压力会持续下去，并且也会变得更大。对中国来说，尽管政治改革并不是说政治制度的西方化，但必须说清楚中国的民主政治如何发展，为什么说中国的制度可以和西方的制度和谐共存。

　　在履行更大国际责任方面呢？在邓小平那里，韬光养晦意味着“永不当头”。在邓小平提出这个概念时，中国并不具备“当头”的能力。但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来这样做。

　　所以，今天提“韬光养晦”显得更具实际意义。不“当头”意味着不挑战西方，不和西方争霸权，不领头支持中国的国际力量来和西方抗衡，不欺负较中国弱小的国家。

　　中国一直在提倡建立新国际秩序。那么这个国际新秩序应当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个新秩序中，中国无论对西方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要履行更大的国际责任。但在履行责任的同时如何避免霸权行为呢？中国自己反对美国霸权，所有国家也不想看到一个霸权替代另外个霸权。再者，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所谓的“金砖四国”的崛起，这个世界越来越具有多极性。那么，多极权力是否意味着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大国可以在自己所属的权力极里充当地区霸权呢？

　　类似的问题一直可以提问下去。很自然，韬光养晦的概念可以帮助中国反省自己的国际行为，从而避免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的“称霸”冲动。

　　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国与国之间、不同权力极之间充满着冲突。面临这样的冲突，很多国家不得不在冲突双方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冷战期间，美苏对抗的时代，中国也不得不进行这样的选择。今天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有能力拒绝作这样的选择。这次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上，中国就拒绝了做这样的选择。

　　中国作此选择并不是因为像一些人所说的两难境地，也不是因为中国对俄罗斯和西方各自的利益相关性的计算，而是中国因为崛起有了独立的行为能力。中国的行为既和中国所提倡的和谐世界目标一致，也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能力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一些贡献。

　　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往往和这个国家的各方面能力相关。奥运成功举行，中国向世界传达出了中国具备这样的能力的信息。但是从各方面看，没有任何理由说奥运会的成功正在促使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