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只有当它发生在你的身上，才能感觉到真真实实的存在，比如奥运会。

　　在奥运会还没有来临时，你的第一感觉是：它属于一座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直至属于全世界。如此庞大的外延，使个人显得非常渺小。因为个人太小，有时候你会错觉，这是和自己无关的事。

　　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感觉，那么奥运会就办不成了。幸好不是，奥运会像下雨一样，雨点落在每个人的头上，先是小雨，越下越大，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奥运会的来临。

　　十五年前，我就感觉到了这样的雨滴，它落在眼睛里，滑到脸上，是泪滴。那时候我刚刚工作一年，连一台电视机都没有，更不知道做一个体育记者，什么才算是最高荣誉。在同事家里看蒙特卡洛申奥大会直播，听到萨马兰奇说———首先感谢下面几座城市：北京……———电视台的观众蹦起来了，我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

　　一座城市用十五年的时间做一件事，本身就非同寻常。举办奥运会属于一种城市使命，并不以国为单位，2008年是“北京奥运会”，不是“中国奥运会”，但华夏以倾国之力共赴之，就更加非同寻常。“雨”下在十数亿人头上，这么多人想做好同一件事，这里面一定有一种本源之力在驱动。

　　作为一个体育记者，我最终发现自己的至高梦想不过是带着官方证件参加一次奥运会的采访，这是奥运会之于我的源动力。申奥失败三年后，我有机会去亚特兰大采访奥运会，但开幕前半年，接到通知要我“主动放弃”，并允诺四年后的悉尼奥运会一定可以去。四年后，愿望无声无息地成为泡影。我不失时机地离开这家官办报纸，代表另一家报纸去悉尼，但脖子上没有挂着那张人人羡慕的官方证件。在悉尼，我买违法的黄牛票，由官员带进去，或者由教练带进去，最终在男篮半决赛被赶出来，并且在旅馆的电视机前看了决赛。又过了四年，为了现在这张纯粹的篮球报纸，我与雅典擦肩而过。

　　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但在体育界没有这么百里挑一。大多数运动员的终极梦想只是参加一次奥运会，其中仅有极少数有缘金牌。作为体育记者，尤其是非官办媒体的记者，名正言顺地采访一次奥运会就是至高荣誉。所以你可以设想，当我挂着那张黄澄澄的官方证件去MPC(主新闻中心)注册时，内心感觉有多么不寻常。

　　这样的理想和很多人比微不足道。徐济成采访过五届奥运会，他的梦想是在自己参与安排设计的MPC，成为上万名世界各地体育记者的管家，他实现了。孙正平解说过六届奥运会，其中有五届开幕式，他的梦想是在家门口的奥运会解说一次开幕式，他实现了。于嘉解说过2004年奥运会，他的梦想是在奥运会的篮球场边解说一次，他也实现了。

　　更多人的梦想，比我的梦想更加微不足道，他们只是想在奥运会开幕时，自己身在其中，做一点小事和奥运有关。所以在北京的烈日下，你会看到无数身穿蓝色外套的志愿者，他们当中，有的只是在街角给人指路。当鸟巢欢声雷动，五棵松掌声齐鸣，大多数志愿者连电视屏幕都看不到。

　　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愿望，推动了每个人心甘情愿去做不同的事，每一种愿望无论大小，都是一种驱动。你不用去过问他们具体的愿望是什么，一百个人有一百种。但雨滴落在每个人头上，是一样的，都和奥运会有关。如果你非要问我，那么这种原动力除了那张官方证件，还来自2001年7月21日莫斯科的那个下午。那天在莫斯科的会议中心二楼，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中选，我在一楼，和上百名中国记者一起坐在地上，瞬间一跃而起，头脑轰然，嗓间强音爆发，如被子弹击中。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本能吧，你怎么解释这种本能，都行。

　　所以，当奥运会像雨滴一样落在每个人的头上，我不知道作为中国人，还有谁会有其他想法。1956年澳大利亚人罢工，让墨尔本奥运会的开幕式在未完工的体育场里开幕，那是怎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国外有些篮球运动员说，我夏天有事，或者累了，或者职业俱乐部不允许，所以不想为国效力。但你回头看看王治郅浪子回头，惟一的牵引就是三天后开打的奥运会篮球比赛。所以具体到每个人，愿望有大有小，有重有轻。美国人已经连续三次和世界冠军无缘了，所以身价千万的球星愿意签三年承诺书，甚至甘当陪练，而在八年前，是叫谁谁都有点懒得去。作为中国的篮球人，无论你是球员、教练、官员还是记者，当奥运会来临，你可能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无论你参加过几届奥运会，年龄已经多大，因为参与奥运，起初是为自己，最终是为国家。

　　当8月8日晚上8点鸟巢灯火通明，礼花绽放，中国人等候十五年的盛典就要上演。这个盛典，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实现梦想的个人盛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