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山：培养我花的钱比刘翔多 恐怕无缘参加北京奥运

　　可能无缘北京奥运

　　新京报：飞碟队什么时候确定奥运人选？

　　张山：通过去年的3场选拔，女子（双向飞碟）项目留5个，男子留6个。一直到明年3月，每项确定2人，奥运会前每个项目确定1个。

　　新京报：目前，你落后排名第一的魏宁16分（魏宁75分，张山59分），如果追不回来，你就可能无缘北京奥运？

　　张山：什么可能都有。2004年我就没拿到资格，是以中央台记者身份去的；明年，我努力以运动员身份进赛场，但不管什么身份，北京奥运会我一定会参加。

　　新京报：很多队员压力很大，你呢？

　　张山：我现在没把飞碟当职业，它就是爱好，只要在靶场，我只想飞碟不想别的。年轻队员和我们相比，他们会苦一点，会把取得好成绩作为目标。

　　新京报：假如不能在家门口参加奥运会，你会遗憾吗？

　　张山：每个运动员都把每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机会看得很重，家门口就更不用说了。

　　新京报：进你的房间就没事，进杜丽（射击队员）的房间就不行。

　　张山：双向飞碟的5个队员里有4个是孩子他妈，差不多都在35岁以上。房间摆设就不一样，杜丽她们可能更多的是小饰物，浪漫一些，而我们这些人手机里、床头上，都是孩子的照片。如果飞碟队的管理像射击队一样的话，这些人早就不在靶场上了。

　　培养我花的钱比刘翔多

　　新京报：飞碟在国内知名度似乎不高？

　　张山：我们国家飞碟项目不太普及。飞碟是贵族运动，我们国家（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富起来，这个项目1992年以后大家才开始知道。在西方，飞碟不是作为竞技体育来开展的，而是作为爱好者的娱乐项目在开展。

　　新京报：打飞碟很费钱吗？

　　张山：雅典奥运会，男子双多冠军是阿联酋王子。打飞碟的大部分都是有钱人，中国运动员没有贵族。我第一次拿冠军是1989年，刚下来马上有人问我：你爸爸是做什么生意的？当时我愣住了，关我爸爸什么事？人家接着说，你才21岁就打那么好，你爸爸要没钱，你怎么可以打飞碟？这就是外国人的逻辑。

　　打飞碟比高尔夫还贵。因为，打出去的东西是收不回来的。国家培养我花的钱比培养刘翔的还多，他可能科研经费会更多一些。

　　新京报：我国和世界飞碟项目的发展有很大差距吗？

　　张山：日本有几万人打飞碟，我在澳大利亚比赛时有几千人。我们所有的项目包括退役的，加起来不到1千人。我们没有爱好者，只有运动员，甚至连青少年比赛都没有。

　　奥运战略影响飞碟发展

　　新京报：你曾经离开过飞碟，怎么又回来了？

　　张山：我们这个项目1992年奥运会以后被国际奥委会取消，悉尼奥运会时才恢复。取消后，比我们老的一批队员都走了，我们这一批也走了。等到恢复后，我们差不多30岁了，我们的教练又去寻找当时那些年轻队员，回来的不过两三个。

　　我们国家就是奥运战略。当时，这个项目都没有比赛了，还这么费钱，留着它干吗？我们没有爱好者，没有社会推广，那时中国人打不起飞碟。我们没有一家飞碟俱乐部，因为私人不允许携带枪支。

　　新京报：你是队里奥运经历最丰富的吗？

　　张山：我们队的高鹅参加了4届，1988年、1996年、2000年和2004年都参加了。

　　北京像爆肚一样“爆堵”

　　新京报：大多数时间都在训练基地里度过，会不会觉得枯燥？

　　张山：我们习惯了三点一线式的生活———食堂、宿舍、靶场。这样出来的世界冠军很多，进步也很快。可能在你们看来很压抑，但我们都习惯了。你问王军霞苦不苦，她说“我不苦”，其实很苦，但她习惯了。

　　新京报：你重返训练场还能习惯这种生活吗？

　　张山：我经常出去，北京的朋友很多。我可以开车到处逛，东南西北我都很清楚，我对北京的路比对成都的路还熟，在北京不开车就没法走路，从我们这儿打车进城很贵。北京的路像北京一种小吃“爆肚”一样“爆堵”，我觉得这个非常形象。西单、王府井这种地方我几乎不去，更多的时候是找人吃饭、聊天。

　　新京报：如果你有小孩，会让他从事飞碟项目吗？

　　张山：一定让他打飞碟，多美好的项目。其他项目太辛苦，而且付出的也太多。飞碟不苦，是一种娱乐，一种享受。飞碟的职业病就是耳朵会受到一些损伤，但这是教练的课题。其实，可以调整，没有必要天天在这个噪音的环境下训练。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离开飞碟后的生活？

　　张山：总会有一天离开，我想我离开时就是扛不动枪的那天，我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很多年后，大家能看见一个老太太在靶场的话，那一定是我。我能活多久，就在靶场上活动多久。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田颖

　　奥运倒计时500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山重在回忆；2007年年底，在石景山射击队基地，张山谈得更多的是未来。尽管她可能无缘北京奥运会，但这位巴塞罗那奥运会冠军说，她会为下届甚至下下届奥运会做准备。她说，如果几十年后在飞碟靶场看到一个老太太，那一定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