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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教师舒鸿日军炸弹下救学生 体育不达标不让毕业

http://sports.sina.com.cn 2007年12月10日11:16  竞报

  1934年,舒鸿赴国立浙江大学担任体育主任。两年后,即1936年4月,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上任没几天,舒鸿就找上门。当时,五一劳动节即将来临,酷爱体育运动的舒鸿向竺可桢建议,在五一劳动节期间,举办一次全校运动会,竺可桢欣然应允。经过交谈,舒鸿得知,原来,竺可桢也是个体育迷,酷爱游泳、网球。舒鸿索性提议,由竺可桢担任运动会总裁判并在大会上致辞。没想到,竺可桢爽快答应了。

  当年10月,舒鸿从德国载誉而归,竺可桢为舒鸿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从此,舒鸿在浙江大学举办的各种体育活动都得到了竺可桢的支持。

  在日军轰炸前救出学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确保师生安全和正常教学,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据原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39级学生吴俭农女士回忆,浙大从浙江建德分散撤离十几天后,他们在浙江衢州见到了竺可桢校长全家。随后,他们跟着竺校长沿铁路步行西进。走到江山附近时,大家发现一列废弃的火车。于是,竺校长招呼同学们暂时住进火车车厢休息。

  第二天早上,竺可桢找来舒鸿,请他带一部分女学生由江山步行至玉山。到达玉山时,已是暮色苍茫。最后,舒鸿找到一家棺材店,要求投宿。老板把学生们领到楼上的空房间打地铺,舒鸿则坐在门口休息。睡到半夜,吴俭农觉得脚痒得难受,便拿着脸盆下楼打水洗脚。刚走到门口,发现舒鸿还守在门口。吴俭农说明原委后,舒鸿一再叮嘱:“烫好了脚,立即上楼。”

  走到一楼时,吴俭农发现,房间里灯光暗淡,十几个人扛着与棺材同样大小的东西匆忙往外走。吴俭农立即返身上楼,将楼下的异常情况告诉了舒鸿。舒鸿连忙跑下楼,不到一分钟,他便跑上楼狂吹口哨,并催促女同学们卷起铺盖,立即出发。

  当时正是三九寒夜,北风怒吼,大家沉默着走出玉山城门。忽然,空中传来一阵轰鸣声,几架轰炸机从头顶掠过。舒鸿立即喊道:“大家赶快分散卧倒!”话音刚落,玉山城已是火光冲天。没一会儿,城里的人流蜂拥而出,有的同学上前问道:“什么地方被炸了?”居民们回答:“棺材店都被炸光了。”

  听到这个,同学们纷纷围着舒鸿高喊:“您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舒鸿则向大家解释,当时,他下楼后,发现棺材店里抬出去的都是炸弹。既然将炸弹运出,说明藏炸弹的地点已被日本人掌握,极有可能被轰炸,所以,他不得不强迫大家赶快离开。

  体育不达标不让毕业

  西迁时,舒鸿向竺可桢提议,若学生体育未能达标,将不能毕业。竺可桢答应全力支持舒鸿的意见。浙江大学行至贵州遵义时,一名土木系的大四学生即将毕业,但因其体育科目未及格,舒鸿提出,按学校规定,此学生须再补修一年。该生百般求情,无奈舒鸿“铁石心肠”。最后,竺可桢想出一折中办法,该生再补修三个月。这名学生每天须到舒鸿家签到,然后再由舒鸿的助教领去上体育课,三个月后才算了结毕业一事。

  水中签到逼学生学游泳

  西迁不是“逃难”,在国立浙江大学迁往西部途中,师生一边行军,一边正常教学。一次,队伍行至江西泰和赣江南岸的白鹭洲,竺可桢和舒鸿相约一起畅游一番后,两人均发现,此地可作为学生游泳课的训练场所。于是,两人不约而同潜入水中,选中一水流平稳处后,他们用竹竿和绳索圈成临时游泳池,供学生使用。

  游泳是浙江大学学生在夏季的必修课。舒鸿规定,游完50米方可及格。当时,很多学生害怕下水,舒鸿又不能将他们轰入水中,怎么办?

  最后,舒鸿抱着一张课桌游入水中,将其置于一水浅处后,将花名册放在课桌上。上岸后,舒鸿“得意洋洋”地宣布:以后上游泳课,大家在花名册上签到,否则以旷课处理。如此一来,学生们“争先恐后”跳入水中。

  支持学生痛打暴徒

  抗战胜利后,国立浙江大学搬回杭州。1947年,全国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当时,浙江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于子三是一位地下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在狱中被暗杀。随后,监狱通知竺可桢校长“于子三在狱中自杀,请速来领认”。

  在舒鸿的陪同下,竺可桢来到狱中。当时,狱警要求竺可桢在同意于子三自杀身亡的声明下签字,竺可桢没有理睬狱警的要求,而是愤慨地写道:“我看见于子三死了。”

  1948年1月4日,浙江大学全体师生为于子三举行追悼会。当时,为了阻挠召开追悼会,大批国民党特务和打手冲入校园,挥舞着手中的棍棒,残暴地毒打学生。此时,压抑已久的舒鸿挺身而出,他站在追悼会的主席台上向学生们怒吼道:“你们为什么不还手!”随着这句喊声,数千学生如怒潮般扑向暴徒。这下,刚才还凶神恶煞的暴徒们慌了手脚,仓皇逃出校园。

  掀翻腐败官僚的酒桌

  1948年,旧中国第七届全运会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一天,因为一场篮球比赛结束得很晚,等舒鸿带着队员、教练和裁判走出体育场时,交通车已停开。那时,江湾体育场还在上海市郊,大家刚刚结束比赛,疲惫不堪,若步行回市区,实属不易。

  正值焦头烂额之际,舒鸿听到体育场二层传来酒杯的碰撞声和劝酒声。舒鸿循声走到楼上,发现当时教育部负责体育工作的督学郝更生正在大摆宴席,招待上海各界官僚。

  舒鸿走到郝更生面前,问道:“一大群人正饿着肚子,无法回市区。你能想想办法吗?”郝更生略带敷衍地回答:“饿着肚子啊?舒教授,那我们一起吃吧。”说完,便招呼舒鸿坐下。舒鸿回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要么把楼下的人喊上来一起吃吧?”郝更生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此时,火冒三丈的舒鸿一把揪住郝更生的领带,“那你说怎么解决?”无奈,郝更生只得连忙派人找车。舒鸿看到满桌杯盘狼藉,又想到楼下又饿又累的队员、教练,他一把掀翻酒桌,令郝更生狼狈不已。

  遭报复无缘伦敦奥运会

  1948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里没有了舒鸿。据舒昌荣老先生分析,那是因为“郝更生对舒鸿怀恨在心,极力报复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舒鸿拒绝了台湾师范大学的邀请,继续留在浙江从事体育教学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他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专修科主任。后来,他先后担任浙江体育学院副院长、浙江省体委副主任、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务。1964年7月,舒鸿因肺癌逝世。

  本版撰文竞报记者吕威

  舒昌荣/供图

  柏林奥运会上,篮球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舒鸿也因执法决赛为国争光,但他未能出现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队伍中。

  舒鸿是奥运决赛中的第一位中国裁判,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师长。浙江大学为舒鸿做了雕像。

  在体育界,舒鸿令人敬佩。在赛场外,舒鸿还是维护正义、追求光明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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