洼里人家乔迁新楼 北京奥运改变“村里人”生活

　　王世厚 60岁，原洼里乡乡政府干部，本月正式退休；李秀清 王世厚之妻，58岁，下清河东村家庭妇女。夫妻俩原住下清河东村甲24号，院落面积400平方米。后洼里乡列入奥运拆迁范围，王家获得160万元拆迁款。现老夫妻俩和女儿一家住在奥运公园附近的小区里。

　　王世厚、李秀清夫妇家住北五环外的世纪龙祥家园，由于年事已高，他们买了三楼的一套两居室。而他们的旧宅曾在步行15分钟路程之外的奥运绿地里，现在已是公园内的一个土丘和一段路了。

　　这片划入奥运拆迁范围的洼里乡现已不复存在，原来居住在六个行政村里的村民也已各奔东西。从边缘村落到城镇化再到奥运建设的一部分，这些村落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王世厚夫妇的个人史正是这部村庄巨变史的注脚。

　　前奏 曾是边缘村落

　　“奥运拆迁对我们村民来说，重要性不比解放差，住进了楼房，我们应该是奥运的第一拨受益人！”

　　洼里因为形似簸箕而得名，又因南高北低，所以知道洼里的人都说这里是个风水宝地。洼里乡村民大多世代居住在此。王世厚说他从没听祖父谈起过祖籍，倒是母亲的祖父本来是进京赶考，后来由于没有返程路费而客居在此，以开馆授书为业。王世厚的外公来京城寻亲，最后一家团圆。

　　王世厚说得知自己家被列入拆迁范围的那一刻，突然想起祖母讲过的一件事。解放前，洼里驻过解放军。王世厚的奶奶为解放军开了家门，他听奶奶说，开门不为别的，就为小战士们敲门时说的话。解放军说：“老乡开门，我们不是红鼻子红眼儿，我们是

八路军。”王世厚说奥运村地区办公室成立后也很讲究工作方式，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听取老百姓的要求。李秀清则说，“奥运拆迁对于我们村民来说，重要性不比解放差，我们住进了楼房，我们应该是奥运的第一拨受益人！”

　　蛰伏 两次为奥“惊动”

　　“北京第一次申奥时洼里就有了动静，当时已控制建筑高度，绿化面积明显加大。”

　　“这一带本来是坟多、庙多，五个孩子合围的参天大树随处可见。放学后好玩的事实在太多，在关帝庙那儿的石塔上写作业，绷弓子打鸟、竹签扎蛤蟆、追老琉璃、逮花牛儿、捉刀螂”。“还有呐，他们小子们光腚洗澡，还起哄。”

　　谈起往事，王大爷滔滔不绝。他说这里绝对是块宝地，每次施工都能给这里的人造福。上世纪50年代，有钻井队来洼里钻探，石油没有倒是开掘出了丰富的地下水。洼里公社随后将钻井改为水井，共计有六七口井，于是开始耕种水稻。“原来真没怎么吃过大米，咱这儿的大米都是绿色的，喷香，不吃菜我能吃三大碗！”洼里北侧就是清河，当时的清河名符其实清澈见底，河内鱼虾取之不尽，洼里曾经是附近有名的鱼米之乡。

　　1981年，王世厚盖了三间“满

装修扁砖到顶”的大瓦房，由于父兄都是木匠，这三间房子共计花了180元。1989年，王家又斥资4000多元将三间房翻修成六间，加上屋前院后的空地，面积达到了400平方米。

　　世纪之交是洼里乡巨变的年代，这里建起了多家医疗器械厂、构件厂、木材厂、磨光厂等，很多农民到厂里打工。李秀清说，北京第一次申奥时洼里就有了动静，当时已控制建筑高度，绿化面积明显加大。第二次申奥时，龙王堂村和洼边村的废品回收站迁走，成片的树林重新种起来，原来的养猪场也消失了，洼里进入巨变前的蛰伏期。

　　乔迁 过上城里人生活

　　“我说你们怎么把香椿给砍了！他们都笑，说大妈，奥运村的事你可管不着喽”

　　2001年，王世厚夫妇惟一的男孩因

车祸去世，他们难捺丧子之痛，遂将房屋出租给外来务工者，自己则住到了西山脚下。2002年，五环以南的村落开始拆迁，2003年，下清河村拆迁开始。李秀清说，村里人大多数拥护拆迁，一少部分人想趁机发财，拼命在院里院外圈地。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很公平，工作也很细致，估价时不止根据各家各户的建筑面积和院落面积，连建筑材料和室内装修都细致考察。拆迁让村里人“像洗牌一样各奔东西”，王家因为房主是乡政府干部，又因为“房子被房客们住得不像样子”，所以“没卖上价”，最后王世厚夫妇和女儿一家共领取拆迁款160万元。

　　世纪龙祥家园对洼里的原住民实行购房9.5折的优惠政策。现在女儿一家住在9楼，王世厚夫妇住在3楼93平方米的家里。李秀清平时到楼下和原来其他村的乡亲们唱歌、踢毽子，王世厚刚刚退休，练字、练快板，比退休前还忙。

　　说起变化，夫妇二人唏嘘不已，说洼里越来越像原来的洼里了，又有了树木和河水，公路四通八达。王世厚笑着说刚搬到楼里来时，村里人都不太习惯，随地吐痰乱丢东西的情况很普遍，现在好多了，人也都开始讲究穿着打扮了。和他们夫妇一样，楼上楼下的老人们经常结伴去奥运公园故地重游，“下清河村，奥运村，虽然都叫村，那可不一样。”在新居到旧居的路上，王世厚夫妇不时指指点点。李秀清说：“这里原来是银行，那边是条道。”王世厚说：“龙王堂那边是运动员村，羊坊那边是媒体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