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贺龙元帅到荣高棠先生 他们带领新中国体育上路

贺龙元帅当年视察体育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在奥运会上已经成为名列前五名的金牌大国(但至今也不能称为强国)。在那座灰色的旧楼里，时任体委主任的伍绍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后来的体委主任怎么能和贺龙比，他是奠基人，他是元帅和副总理，他的掌控和协调能力都是我们无法企及的。”后来者不管获得了多少金牌，都会记得这些共和国体育先驱者们及他们开创的道路。

　　早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贺龙就在他领导的一二零师成立了“战斗篮球队”，在延水河畔和宝塔山下，这个篮球队就在八路军中享有盛名。解放初期，贺龙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他邀请了第一届国家足球队到西南访问，足见他早对体育情有独钟。所以，到后来他给体育界的指示说的都是内行话，做的决策也符合体育的规律。

　　贺龙能知人善任。贺龙麾下的张之槐1937年毕业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贺龙让他来体委，但打了半辈子仗的张之槐想评完军衔再说。贺龙对张之槐说：“你是学过体育的，科班出身，干这行的专家。你不干，谁干？不要光想当官扛牌牌，不考虑事业。我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你说重要不重要？中央要我当体委主任，我就得去当。不光去，还得干好。”张之槐说：“老总，我去。”他看上了蔡树藩，蔡树藩本来要到内务部当副部长，贺龙就去找邓小平，让蔡树藩由内务部副部长改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体委的领导班子就是由他一手构筑的。

　　贺龙也有领导者的胸怀，他召唤了不少海外的运动员回来，在“左”的年代这是需要勇气的。香港归来的乒乓球队队员傅其芳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总被拒之门外，贺龙批评一些人：“你们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关心不够呀！看人不能看死，要看发展嘛！有人说他的历史复杂，难道还能比我复杂！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历史总是复杂一点。我们主要看他的表现。他接受党的培养教育有十几年了，多次立功受奖，这样的同志，应当吸收到党内来。你们如果不敢介绍，我和荣高棠介绍！”

　　只是在离开岗位时，贺龙对自己的工作也有不小遗憾。他在晚年说过：“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50年？必须赶快下功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现在，“三大球”中有的翻身了，有的徘徊着，而足球，甚至比老总在世的时候还差。

　　和贺龙一起率领新中国体育上路的，是荣高棠。尽管在体委他只担任过副主任，但并不影响其在新中国体育史上的影响力。

　　荣高棠是30年代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其学历在当时我党高级干部中是罕见的。或许也正因如此，他在1952年亲自率团出征芬兰，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带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出征的人。1983年，荣高棠成为第一位接受奥林匹克勋章的中国人。

　　荣高棠堪称中国乒乓球的“教父”，中国乒乓球是在他一手操持下成长壮大的。第26届世乒赛前，日本人发明了弧圈球，横扫欧洲，所向披靡。荣高棠亲自“会诊”，研究这一新技术。当日本队将在香港与中国香港队举行热身赛时，荣高棠决断特派一名教练秘密赶赴现场观看。为了避免日本队和媒体发现，这位教练戴着墨镜观看了解弧圈球。荣高棠感到不仅要了解，而且要模仿日本队的秘密武器，让一些运动员学会当陪练， 结果日本队的秘密被完全“破译”。在26届世乒赛上，中国男团决赛中5比3击败了日本夺得冠军，男子单打被中国选手囊括前三。

　　荣高棠的工作能力是公认的，他点子多，创意多，反应机敏，口才极佳。人们还记得中国女排第一次获世界冠军从日本归来，电视直播，荣高棠面对镜头应对自如，介绍每一个运动员都很风趣：“这是一锤定音的铁榔头郎平，这是‘万里长城’周晓兰，这是日本观众都高喊‘红细、红细’的杨希……”体委的老人都说，很喜欢听荣高棠的报告，风趣幽默、口若悬河。

　　人们都记得，中国申奥成功那一天，荣高棠激情四溢地对一些高龄的体育界人士说：“咱们盼了一辈子的盛会到了家门口了，百年一遇啊。2008年以前，谁都不许走，好好活着，能为北京奥运做点儿什么就做点儿什么，就算什么都干不了了，咱们也要到奥运会现场去呐喊助威！”

　　去年底，荣老阖然长逝。活到94岁的他是体育界领导里最长寿的，只是他没有熬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