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两次深奥过程 孙大光坦言世界终于了解了中国

　　1991年3月，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北京奥申委一成立，就将总体部列入其中，奥申委第一次会议提出的首个工作方针就是“宣传先行，总体跟上”，这个任务毫无疑义地落在孙大光头上。

　　怀揣一张白纸，孙大光上路了。他要规划出1991年3月到1993年9月长达30个月时间里北京奥申委必须为申奥所做的一切。

　　当时，孙大光已经是总体部部长，手下已经有一个班子，但是大的方面、重要的工作甚至很多具体工作都需要孙大光动手做。“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工作计划网络图”是孙大光和同事们用手工加电脑完成的。整幅图是用A3纸一张一张局部打印再拼接起来的；网络图上需要画的圆圈，是将螺丝帽放在上面，然后按其形状画出来的。

　　“当一张一米半宽、四米多长的整整铺满一面墙的网络图完成时，那场景真是蔚为壮观。”孙大光回忆，1993年7月，按照网络图的规划，申奥进入决战阶段，申奥网络图也掀开了它神秘的面纱时，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无不惊讶。在此之前，只有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有过类似网络图。

　　孙大光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奥报告》总编室主任，身处火线带领大家打“大仗”。《申奥报告》组织、撰写的全过程，被他称为最难忘的申奥经历。

　　撰写《申奥报告》期间，加班对于孙大光他们来说，已经和上班一样正常。总编室的几个小伙子曾经创造了连续工作37个小时的纪录。多次有人在工作期间支持不住被送到医院，他曾经眼看《申奥报告》英文的主要编写人员之一袁斌在跟他打招呼时就突然晕倒，幸亏旁边的同事及时将她扶住。“好在办公的新侨饭店离同仁医院近，连救护车都省了。”孙大光居然开起了玩笑。

　　在这样的“火拼”之下，《申奥报告》仅用120多天便全部完成。那些日子，国内一流的英语、法语专家，魏纪中、楼大鹏等“英法合一”专家等全部汇集到一起，为《申奥报告》展开一个又一个攻坚战。

　　“不要世界一流的，而是必须要世界第一的”，这是编制《申奥报告》的明确要求。毕竟，申奥只有第一名是有效的。孙大光说，这个要求的落实贯穿了编制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邵昕是《申奥报告》封面的设计者，刘岩是总编室副主任，两人为了封面和内文的设计，经常经历从讨论一路升级为争吵，有时仅仅为了一个标点符号，也捧着电话吵得话筒发烫。千禧年的新年夜，他们也是在充满“火药味”的争吵中度过的。

　　到瑞士洛桑递交《申奥报告》的路上，孙大光不管走路、吃饭、睡觉，都一直紧紧抱着报告的原件。2.5公斤的重量并不多，但是其中凝聚的心血却无法估算。在《中国申奥亲历记》中，孙大光列出了长长一份总编室人员名单，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段关于申奥和撰写报告的故事，“当时就是一心想着为申奥成功而拼命工作，只要是对申奥成功有利，就要不惜一切去努力！”

　　《申奥报告》的封面，选择了有些深红的颜色做底色，这种红叫“宫墙红”，典型的中国红。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负责人杰奎琳·布拉特女士第一眼看到“宫墙红”的时候，孙大光听到一连串的“Verybeautiful”，“我知道，‘宫墙红’已经倾倒了国际奥委会，它也必将倾倒世界。”当年7月13日，孙大光在俄罗斯见证了“宫墙红”征服了世界。

　　孙大光列出了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取得成功的88张牌，这是我之特有，对手无法与之相比的申奥战略法宝。“它使国际奥委会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也使对手城市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正是这些，使我们遇到困难时不气馁，受到挫折时压不垮、不弯腰、不泄气。”虽然两次申奥都压力重重，但是，大环境的改变，终使孙大光和同事们的努力有了圆满的结果。

　　孙大光办公室书柜里最显著的位置，至今摆放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报告》，在孙大光眼里，那是他和同事们一同从摩纳哥的心酸眼泪走到莫斯科狂欢到天亮的佐证。封面凝重的“宫墙红”，则激励着孙大光把10年不为人知的申奥历程完整记录，他说，要献给已在各行各业的和已经离开的同事，也献给每个中国人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