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北京"哈尼族使者评选 321号民族学者黄绍文

　　黄绍文，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哈尼人。1965年4月，他出生在云南元阳县的一个哈尼山寨。当时的哈尼山寨有一个说法，认为生双胞胎是不正常的，视为异物。在黄绍文读一年级的时候，母亲生下双胞胎妹妹，母亲为此不得不挨家挨户地去还愿，黄绍文也不得不休学来照顾两个妹妹。等他再读一年级的时候已经是十一岁“高龄”了。

　　但黄绍文读书非常认真刻苦，成绩非常好。他回忆说，1978年小学毕业，当时同班40多名同学只有4人考上了离家10公里外的初级中学，他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谈起这件事，黄绍文有些伤感起来。他说，那时家里苦，没有钱读书。虽然考上了初级中学，但父母做他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不要上学了，但爱读书的黄绍文一再坚持要上学，父母没辙了。为了赚钱给儿子上学，黄绍文的父亲到原始森林里烧了两天两夜的林碳，然后背到集市上共卖了8元，花了3元钱给他买了一双胶底布鞋，剩下的5元作第一个月的生活费。初一的第二学期，家里实在拿不出最低生活费，他不得不在家与学校10公里之间早出晚归地走读了一个学期。

　　功夫不负有心人。黄绍文于1981年9月考入个旧一中民族高中班。1985年9月又考取了中央民族学院(即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三系学习哈尼语言文学专业。能北上首都北京进行深造，这对黄绍文全家来说，是一件莫大的喜事。祖祖辈辈与梯田打交道的父老乡亲们只听说“阿波(阿爷)毛主席”就在遥远天边的北京城，他们从来没想过黄娃儿就要到那里去念书。但因为当时交通闭塞，山水阻隔，黄绍文到学校去报到时没少吃苦头，他没有带任何行李走了一天的路，到当时的红河州州府个旧才有车坐。到学校时，老师笑着问他：“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带啊？！”当时的黄绍文自己也只是笑。后来学校给他配置了所有的学生日常用品，黄绍文常常感念不已。这些事情都成为他心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大学毕业后，黄绍文没有留恋北京的繁华，而是一门心思要到家乡去，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1987年7月黄绍文分配到元阳县民委工作。解放前，哈尼族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哈尼人民才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但当时懂哈尼文的人很少，科班出身的黄绍文在元阳县民委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讲授哈尼文，因此他给不少的元阳县的老师上过课，开办过不少的哈尼文学习班。

　　1993年5月，黄绍文调入红河州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研究工作。2000年9月又脱产到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学院进修地理学本科。与此同时，还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参加了西南师范大学与云南师范大学合办的人文地理学在职研究生班。这次学习为他后期写作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调入红河州民族研究所以来，他参与了《中国少数民族辞典系列·哈尼族卷》的编撰工作，并担任《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族辞典》、《红河哈尼族文化史》副主编，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民族团结》、《思想战线》等国家级、省级核心期刊以及论文集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进修期间，黄绍文阅读了许多人文地理学书籍，在心中酝酿一本以文化地理学理论框架分析哈尼族文化的书。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到2006年最终完成书稿，一本洋洋20多万字的《诺玛阿美到哀牢山—哈尼族文化地理研究》一书就诞生了。此书不仅是黄绍文研究生涯的第一部专著，倾注了自己十余年的心血和汗水，也填补了此前没有单一民族的文化地理或民族地理专著问世的空白。

　　面对此成绩，黄绍文说：“作为哈尼人，我只是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在一个忠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忠于自己的民族传统，并以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人面前，我心中充满了敬佩之情。在此衷心祝愿黄绍文在自己钟爱的哈尼文化研究领域中做出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