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以51枚金牌荣登奥运金牌榜首位，打破了奥运金牌榜传统格局。

　　竞技体育的丰收为中国体育带来的除了荣耀，还有什么？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北京奥运会是一个怎样的“坐标”？在标志性的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将走向何方？

　　金牌虽丰，但成色不足

　　在奥运史上，东道主往往有超过正常水平10枚左右的金牌入账。中国金牌数从雅典的32枚到北京的51枚，涨幅虽然偏高，也并非特例。

　　从宏观而论，中国登顶打破了长期以来美俄(美苏)争雄的奥运金牌传统格局。并且，中国代表团在帆船、射箭、赛艇、拳击、蹦床项目上首获奥运金牌，在网球、击剑、曲棍球等项目上也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奥运会表明，中国在奥运项目中的夺金面扩大，夺金点增多，整体厚度和底蕴增强，体现了中国已经是一个竞技体育大国。

　　对年轻人的使用在本届奥运会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体操的邹凯、游泳的刘子歌、射击的庞伟、摔跤的王娇……这些为中国代表团带来惊喜的小将，都是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新秀，说明中国体育后备力量充足。在选拔机制上，各运动队以成绩说话，大胆启用新人，同以往的“综合评定”有了不同和进步。

　　遗憾的是，中国金牌虽丰，但成色不足。具有传统优势的跳水、射击、举重、体操、乒乓球、羽毛球的六个项目，为中国带来了约四分之三的金牌。而在田径和游泳这两个金牌数合计达到81枚的基础大项上，中国的收获甚至不如上届雅典，仅靠刘子歌收获一金，严重歉收。

　　如从奖牌总数来看，中国收获100枚，与美国相比仍有10枚的差距。而且，许多国家的奖牌是金、银、铜数量呈金字塔形排列，即铜牌最多，金牌最少，而中国的奖牌分布则成倒金字塔形排列，说明中国在有些项目上的夺金能力已经被挖掘到极限，个别项目只有单兵夺金能力。

　　金牌跃升得益于举国体制

　　中国能够在奥运金牌榜上迅速攀升，得益于举国体制，也钻了苏联解体后留下的“空子”。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俄罗斯抛弃了苏联那种集中全国资源的计划体制和发展模式，因此在射箭、举重、跳水、乒乓球和体操等运动项目上留下了巨大真空，中国的举国体制恰恰弥补了这个真空，这也是为何中国的金牌会集中在举重等项目上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这些项目上，中国运动员都是领国家工资的“职业”选手，而他们的大部分对手在训练之外都得自谋生计，有优势也就不足为奇了。

　　举国体制能集一国之人力、财力、物力，确实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提升竞技实力，这一模式在许多希望争夺更多奥运奖牌、金牌的国家得到了借用。1996年英国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仅获一金，举国哗然，政府由此开始加大投入。伦敦申奥成功后，为实现英国队在伦敦奥运会金牌榜跻身前四的“终极目标”，英国政府承诺在2012年之前的6年中，政府将投入约10亿英镑用于备战奥运。

　　但在中国奥运金牌数不断刷新纪录时，也得正视中国体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中国人均占有体育场地低，学生体质状况呈逐年下降趋势，很多竞赛项目的后备力量不足。

　　专家指出，中国体育人才库存在结构性缺陷。最显著的表现是其人才梯队不是金字塔形的，而是直上直下的。比如，中国横扫天下的跳水、体操、举重等，在中国并没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主要依赖专业培养体系，其后备人才之少与竞技水平之高不成比例。

　　体育战略或将调整

　　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是否会出现战略调整呢？不少专家认为，变化是一定的，但不是“突变”。

　　北京奥运会之前，国家体育总局一位专家曾说：“1964年日本集举国之力举办了东京奥运会，之后随着日本进入后工业社会，体育发展也进入休闲和全民体育阶段。韩国在汉城奥运会后的体育战略也有类似变化。一般来说，都会转向更重视体育的全面发展。”但他认为竞技体育仍然要花大力气抓，“中国仍需要参加国际大赛，人民群众依然希望看到中国体育健儿为国争光。现有体制的存在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也指出，体育体制和战略调整是渐进式的。他说，《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已经提出中国体育未来发展要走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职业化道路，“事实上，在进入2000年后已经慢慢在变化。比如国家体育总局，由原来的司局对运动项目管理过渡到项目管理中心管理。”

　　那么中国体育将走上什么道路呢？

　　有一些专家认为，可能会出现四种趋势。首先，政府管理为主过渡到社会和企业更多参与，但政府也会加强引导和协调。第二，单项协会职能得到更大发挥和加强，赋予它们更多职能和要求。第三，在高水平训练中重视科学训练和运动员文化教育。第四，随着场馆设施等条件改善，以单项体育为载体的学校、社区和俱乐部体育会得到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