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前放言夺牌却最终未胜一场，中国国奥队毫无斗志地告别了本届奥运会。“高飞远走偶然耳，坎止流行知所之”，金朝康锡的这句诗，虽然说的是打马球，但用在中国男足身上很合适。中国男足也有过“高飞远走”的时光，如2002年世界杯出线，只是这种“偶然”来得实在太少。

　　男足的这种表现，很有点儿对不起祖宗。有人考证，战国的时候蹴鞠就在齐楚地区民间流传了。汉朝的时候，都城长安随处可见“穷巷蹋鞠”。虽然国外有人不认为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前身，但2004年亚洲足联、中国足协正式宣布现代足球就是起源于中国的蹴鞠。奥运会讲究搁置争议，我们这里也权且免去在究竟“是不是”的问题上进行纠缠。这么悠久的历史，这么普及的运动，必然要出几个代表人物。很可惜，最著名的却是个宋朝的“坏蛋”高俅。不过，中国男足的晦气与之没有逻辑关联，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众所周知，《水浒传》写的是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的故事，然而，最先亮相的却是“踢得好气毬(足球)”的高俅。按施耐庵的描写，这个人除了球踢得好，简直没有好的地方，“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高俅被差遣到宫里给端王(即登基前的宋徽宗)送礼物，正赶上那里在搞足球赛，恰巧有一脚球给端王漏了，高俅“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让他现场表演表演，高俅便把平生本事都使了出来，“那身分模样，这气毬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就凭这个，高俅发迹!那么，高俅为什么会先于好汉们登场呢?金圣叹有过精辟分析。他说:“盖不写高俅而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也就是说，这种出场顺序问题，实际上隐喻着农民起义———“乱”的成因问题。先写高俅，有朝廷官员的腐败导致农民起义的意味；而“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以深惧也”。这样，施耐庵的用意就很清楚了。

　　经过奥运，中国男足再次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央视的大小主持人们也在荧屏上极尽挖苦之能事。其实，一味地苛责也有欠公允，至少他们对普及世界地理知识作出过贡献。卡塔尔之所以为球迷所熟悉，不是因为他们主办了多哈亚运会，最早正是因为中国男足在关键之役输给他们。其他如输过的也门、乌兹别克斯坦、哥斯达黎加，以及好不容易出线那一回赢的阿曼等等，诸如此类的国家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球迷们未必就会知道。所以，中国足球以后出去比赛，不妨就到非洲或大洋洲那些群岛国家，如果前提就是输，索性就输得有价值，“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坎止流行，如今是一个成语，比喻依据环境的逆顺确定进退行止。这对当下的中国男足来说尤其重要，而更关键的是要“知所之”，给自己的真实水平一个准确定位再确定目标，不要动辄放出纯属笑柄的豪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