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他说当时的感受就像是住在一个五星级酒店，但打开门却发现里面没有装修。比赛开始前的那个夜晚，他和自己的团队一起，从媒体下车地点开始捡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整理没搬走的建筑辅助物。清晨6时，突然发现媒体中心里两块地砖拱了起来，马上得让工人返工。结果是8点整，记者从前门进来，工人从后门撤退。振鹏说，这一次测试赛他瘦了10斤。

　　还有一件事让振鹏难忘，那是因为一个志愿者。鸟巢媒体中心的志愿者全部来自北京大学，是张振鹏一个一个挑出来的。培训了20几天后，有一位志愿者却一直没来，原因是他需要上一个课程。没有办法，振鹏给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还是没来。振鹏说，决定辞退他的那一天，正好是孩子的20岁生日。但是为了整个团队，他只能狠下心来。

　　每一分钟都可能有记者发疯

　　如果说北京奥运会是展示中国的窗口，那么鸟巢就是窗口中的窗口。为了完全达到奥运会的要求，张振鹏和他的团队用两个月时间处理了300多条意见。奥运会开幕后，记者忙到几点他们就得陪到几点。有时候清晨4点送走最后一个记者，6点就得开门迎接新一天的比赛。

　　“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我。”这是振鹏大哥给自己的评语。从以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到现在得顾着几百、几千个记者的喜怒哀乐，给了他重新审视媒体的机会。包括媒体在奥运会推广中的作用、记者自身的特点和要求。“我曾经和我的团队说，在奥运会的新闻中心，每一分钟都可能出现一个发疯的记者，这是他们的职业特点决定的。让他们完全满意，除了设计成功外，还需要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的态度。”

　　在这个激烈而复杂的过程中，他说自己的团队意识、沟通能力都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起码我现在可以干记者、当媒体运营经理，甚至去电视台做个编导了。”

　　在北京，振鹏大哥睡得早、起得早，每周两次一万米跑、坚持山地车训练。如今，他瘦了、黑了、精神了。奥运会结束后有什么新动向？“当然是回深圳更好地工作啊。但是前提是，要为残奥会记者服务好，现在一点都不能放松。”

　　（本报北京今晨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