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杀仰泳王凸显中国决心 奥运责任推动空前执行力(2)

　　对于这一阳性率，赵健找出去年全年中国9千多例药检15例呈阳性的数据来证明今年的兴奋剂问题总体形势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我们药检的力度，密度和精度都上了一个台阶，毕竟这是奥运年。”赵健说。首先，反兴奋剂中心去年年底挂牌成为一个司局级单位，大大提升了中国反兴奋剂官员在体制内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一个耗资一千万美金的崭新实验室在今年三月投入使用，虽然这一工程主要为奥运服务，但它投入运行伊始，就已经在为国内的反兴奋剂检测服务；当然，推动整个反兴奋剂运动最主要的动力还在于中国体育当局在奥运当前的形势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责任感，谁都知道在北京奥运会被一些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高度政治化的今天，如果中国运动员在8月的北京出现哪怕一例阳性，将会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

　　避免这一可怕局面出现的决心是如此坚定，以致当被问及这些反兴奋剂措施的实施情况时，先后接受采访的几位来自不同项目的国家队教练都给出了不约而同的答案。刚刚与中国皮划艇队分手的德国功勋教练约瑟夫也许对他的中国雇主有很多不满，但当谈到反兴奋剂时，他毫不犹豫地给出积极评价。“那些检测人员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来的频率非常高，而且往往没有任何提前通知。无论是教练，官员还是运动员都已经把反兴奋剂作为一项天大的事来处理，他们被清楚地告知越雷池的后果。”约瑟夫说。而来自赛艇队的美国教练伊戈尔则透露他的队员曾经在训练到一半时被要求迅速划船回到岸边接受没有任何通知的检查，“那速度和比赛时差不多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家游泳队教练承认，对队员们的药检一度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有时运动员还没睡醒，就被叫起来做血检，”他说，“有些知名的运动员一个月里竟然接受了好几次赛外检查。”

　　这种反兴奋剂努力，即便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马里奥·蒂维斯教授也有所感应。蒂维斯教授所服务的德国体育学院科隆反兴奋剂实验室是当今体坛反兴奋剂运动的“麦加”，他预言中国运动员将是北京奥运会上最清白的群体之一。“中国人希望办一届圆满的奥运会，任何一丁点兴奋剂丑闻都会毁了他们的这个愿望，所以从我个人的判断来讲，中国不太可能在奥运会上出现什么兴奋剂问题，因为他们已经设法把所有问题在奥运会开始前解决掉了。”蒂维斯说。

　　基于这种判断，欧阳鲲鹏事件并没有在西方的体育圈里引起多大的喧嚣。当然，一些一向敏感而自作多情的西方媒体仍然不放过这个机会来提醒世界中国游泳十几年前所发生的丑闻，包括在广岛亚运会、珀斯世锦赛上所发生的部分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呈阳性以及私带违禁品的往事。

　　不过对长期研究现代中国体育史的北京体育大学客座教授美国人苏珊·布朗内尔而言，这不过是西方世界关于中国体育的另一个可笑的错觉而已。“没错，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那些事情都是事实。”布朗内尔说，“在那个时代，中国体育的管理者还没有真正理解兴奋剂问题和它的危害，也没有一套成熟的思路去解决它，但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