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来老李还属于幸运者，因为自行车，那时候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买到的。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自行车都是最紧俏的工业品。1981年秋，湖北应城县农民杨小运超额出售公粮两万斤，有人问他想要什么奖励，杨小运回答:我想要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当时担任上海自行车厂厂长的王元昌回忆说，当这个代表着消费者急切需求的呼声通过报纸反馈到厂里时，他既感激又愧疚。王元昌写信给《人民日报》表态:“杨小运的要求，就是农民兄弟的要求，农民兄弟要‘永久’，‘永久’工人要尽责。”他承诺，在完成212.5万辆年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增产1200辆，应城县“凡是全年超卖万斤粮的户，都供应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过去，市民使用自行车需要自购，现在，北京市民可以通过租赁自行车出行。北京市两家最大的自行车租赁连锁公司贝科蓝图公司和甲乙木公司向市民承诺，奥运会举办期间，两家公司的自行车租赁连锁网点将遍布地铁口、商业区、交通枢纽、宾馆、写字楼及社区。北京市旅游局也规定:星级酒店在奥运会举办期间，要向住客提供自行车租赁服务。

　　　外国人眼中的“自行车王国”

　　在今年逝世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里，片中的场景大部分取自于北京，而影片里似乎有种不绝于耳的声音———清脆的自行车铃声。

　　有一种玩笑的说法，长城、熊猫、自行车是中国的三大奇迹。在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20年之后，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样写道:

　　“当我以记者的身份回到北京后，骑自行车再次证明了它是游览这座城市最方便和最有乐趣的方式。出租车变得容易叫到，但是仅限于酒店周围。况且，乘出租车你失去了和当地人交流的自由，也会错过很多大街小巷，他们是北京最有趣的组成部分。每条小巷用中文来说就像一个村子，他们是远离繁华街道的另一个世界。老人坐在家门口吸着烟斗，孩子们玩着小游戏，他们看到了让他们目瞪口呆的神奇景象:一个老外蹬着自行车穿过他们的胡同。搞不好，你会迷失其中。当然，很快你会重新回到一条主要街道上，没有人会真地迷路。拥有一辆最好的自行车已经成了身份的象征，比如‘飞鸽’或者‘凤凰’。这种名牌车供不应求，往往一到商店，就被一抢而空。”

　　外国人没想到，很多人对于自行车最早来华的记忆可能源于电影《末代皇帝》的一个情节:英国家庭教师庄士敦把一辆自行车送给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礼物。

　　实际上，早在1868年，《上海新报》就报道过上海出现“靠蹬踏而行，转动如飞”的自行车，“成为街头新奇一景”。

　　“自行车铃声响起，人们踩着踏板想去哪儿就能去哪，这是个平等的世界，大家都是踩着黑白两色的单速自行车，没人可以改变这项运动。”

　　其实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自行车工业已经规模化，但大马路尚未普及的中国却不能成为它的市场。1896年，三个英国人骑自行车从伦敦出发，打算环游世界。他们于1897年12月22日抵达上海。这天，寓沪外国人骑车几百辆出城迎接，华人观者如潮。中国引进自行车的第一个高潮随之到来。自行车维修铺子、专卖洋行，乃至自行车租赁行应运而生，以致1898年4月1日的《申报》特地发表社论，预言“自行车必将大兴于中国”。

　　奥运后北京自行车的命运

　　美国作家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写道: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不是靠修更多的道路来解决，那只能使城市最具活力的区域不断受到侵蚀，而是应该通过减少汽车的使用机会的方式来解决，包括提高使用汽车的难度以及提供多种出行选择来慢慢减少人们对汽车的依赖。

　　老李的遭遇几乎和雅各布斯的描述差不多。5年前他买了一辆汽车，彻底退出了骑车上班族。而在此之前其实他就已经很少骑车上班了，并不是因为他厌倦了骑车，而是他越来越觉得在北京骑车已不再是一个享受。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许多路都在拓宽，而自行车道却越变越窄，胡同里开始被停放的汽车塞满，变得行走困难；汽车越来越多，尾气也越来越多，加上工业污染，天高云淡的日子越来越少了，天空中经常被浓雾所笼罩，整个城市开始为每年能达到一定的“蓝天数”而努力。老李开车上下班，堵车成了他的一大烦心事。昔日滚滚的自行车洪流景观正在被汽车“长龙”所取代。老李感到了为难，他想回到过去，但是北京已不是当年的北京了。

　　尽管在短期内老李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已经明确提出了今后城市自行车交通(包括步行交通)的发展目标和具体的实施原则，自行车交通方式仍将是城市交通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更令人欣慰的是，5号线地铁在四环内的车站都在出站口设立自行车停车场，总面积可达7万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