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起、推翻，再立起、再推翻。

　　用这四个简单的词汇，来描述奥运会开幕式的创意过程再贴切不过。这些从世界各地聚拢来的文化精英每个人都清楚，外国人说“好”容易，让国人说“好”难，饱受非议的雅典“8分钟”便是例证。中国的老百姓恐怕在全世界是看晚会最多的，中国一个月晚会的量顶得上欧洲国家一年的演出量，老百姓已经形成审美疲劳，他们总希望看到新鲜东西，这对张艺谋团队无疑是巨大挑战和压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要求他们做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你知道这对艺术家是多么难的事情，有的人可能一生都做不到，而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要不断放出这样奇异的思维的光芒。这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信赖，但也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一种折磨。真的是感到痛苦极了，痛苦到一种无助、无奈的状态。”张继刚经常在半夜回家的时候，告诉他的司机停在快到家的那一棵树下，“我要抽根烟”，一抽就是四五支。“你知道全中国人对奥运会开幕式有多么大的期待，这个期待是普通意义上的‘好’满足不了的。你做得再好，人家也认为你是应该的。国家如此重视，这么多精英聚在一起两三年的时间，可是我们真正做到了出人意料了吗？或者说在一段时间内，它做到了几乎是唯一的好了吗？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如果想做到，这个具体的东西是什么呢？当没有的时候，当很多达不到标准的时候，是不是会感到内心恐慌和无奈呢？人家把你推到这个岗位，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你真有金刚钻吗？像我以前的作品好了坏了，观众说两句无所谓，但这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啊。”在夜晚，张继刚就这样反反复复问着自己。也许，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创作者都有过这样的彷徨。

　　“有些国家觉得奥运会就是一个世界级的运动会而已，会有巨大的商机，借此机会提高国家影响力，顺便表达表达自己国家的文化。中国人则要憋足劲，挽上袖子大干一场，好像要出口气的感觉，让全世界好好认识认识中国，这种心态和任何国家都不一样。”陈维亚去年从贵州参加完中国舞蹈界最重要的荷花奖比赛突发脑梗，回北京就直接住院了，一住就是1个月，出了院接茬又这样紧张忙碌地工作起来。陈维亚讲了一个真实故事，英联邦曾经有一届运动会应该有几百人放飞和平鸽，但是正式演出那天，由于劳资纠纷，举和平鸽的人罢工了，结果只有编导一个人举着和平鸽进场。结果第二天报纸说，这个放飞仪式真有创意啊，偌大广场一个人举着和平鸽，四两拨千斤。“在中国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大家觉得参加奥运会表演甚至是服务都是一种荣耀。这就是国情，中国人的情感。但由此也可以想像我们搞开幕式压力有多大。如果搞不好，艺谋首当其冲是众矢之的，我们开玩笑说，奥运会第二天，艺谋就会让板砖给拍了。”

　　张艺谋也承认，要以一颗平常心看待奥运会的开幕式是不大可能的，“我们自己也不大可能，平常心只是拿嘴说一说，所以我们也知道肩上的责任，也知道那种压力，必须全力以赴。”陈维亚就说张艺谋像是苦行僧，他在创作上特别刻苦，总是问“还有没有更好的？”演不惊人死不休。

　　其实，创意组很多人都是自掏腰包来的，当这个团队还没有正式组建的时候，蔡国强就已经跟张艺谋他们在一起工作了。在北京吃，在北京住，从纽约到北京的机票全是他自己花的钱，这难道不是海外华人的赤子之心吗？作品曾经拍卖出8300万元人民币的蔡国强还需要借助这个出名吗?不是。有的编导为了省点钱，为了急于排练用，自己花钱做道具。是国家没有钱吗？不是。是因为他们对奥运会有一种迫切的心情，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这样的活动中算过个人的账，从来没有。

　　北京奥运会的大幕刚刚拉开，800名海内外专业艺术、技术和管理人员和1.5万名演职员为开幕式所经历的痛苦历练和激情投入，随着这一刻也凝聚成终生不忘的幸福，因为开幕式的精彩必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