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08年奥运开幕式猜想：从1984年洛杉矶说起

http://sports.sina.com.cn 2007年07月13日11:05 三联生活周刊

　　◎李鸿谷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一切都出售。美国人对这届奥运会的定义更为直接——私人奥运会。

　　当事人，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尤伯罗斯甚至借用了“神话叙事”策略。在一次激情昂扬的演说中，尤伯罗斯含蓄地暗示，自己是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的再生。他说他在阅读顾拜旦传记时发现，顾拜旦去世那天正是他的生日(1937年9月2日)。《洛杉矶时报》记者直截了当询问此事时，尤伯罗斯退却了……当记者追问他是否认为这是神灵的旨意，让他成为一届历史独一无二奥运会的领导者时，尤伯罗斯笑了，并大声说:“来吧！”

　　或者将洛杉矶奥运会视为一个开始，是恰当的。

　　在洛杉矶，许海峰夺得了这届奥运会、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枚奥运金牌。虽然1932年，中国的田径选手刘长春也曾出现在当时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但公众记忆起点的符号人物，是许海峰。这届奥运会前一年，上海举行了第五届全运会。作为运动会“价值定义”的最重要仪式开幕式，“五运会”没有意外地沿用了经过改良的团体操模式——蓝天彩虹(飞机跳伞)、群龙腾飞(舞龙)、蓓蕾初放(儿童团体操)、健美的青春(女生团体操)、巧织锦绣(纺织工人团体操)和百花迎春(大型歌舞)。6个节目构成了这台长约87分钟的表演。而前一届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式，俄罗斯奥委会官方网站编排的脚本这样描绘:首先出场的是身穿体操服的150名旗手和800名运动员，他们在广场中央形成“Sun”，许多穿着本民族服饰的、来自苏联15个共和国的青年男女从四面八方朝它跑去，形成灿烂的太阳光线……在中国体育教材里，团体操的前缀一般会加上:颂歌式。

　　似乎开幕式没有成为尤伯罗斯考虑的重点，“这里是洛杉矶啊！”——有迪斯尼，还有好莱坞。一座娱乐之城。《洛杉矶时报》描述，“他甚至都没有经过公开招标，就让迪斯尼挑起了开、闭幕式的重任”，重要的是，没有人觉得不妥。

　　“私人奥运会”真正让尤伯罗斯困扰的是那些琐碎的回报要求。在购买转播权不到一星期，美国广播公司(ABC)向组委会要求，“我们需要在饭店租2000间房”。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前夕，在尤伯罗斯的自传里，他用接近咒骂的情绪描述说:因为苏联抵制，美国广播公司面临收视率无法达到预期的危险，计划拒付转播权余款8500万美元。作为一种象征，美国广播公司的作为，意味着奥运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力向商业权力的让渡。

　　好玩的是，商业权力并无仁慈之意。洛杉矶奥运会广受指责的是“电视转播过于强调美国运动员”，甚至萨马兰奇都写信给尤伯罗斯。但奥运会结束之后，媒体透露说，尤伯罗斯很干脆地拒绝了这一建议，“你们(ABC)支付了2.25亿美元用于这些比赛的现场转播，你们要利用你应有的权利得到你想得到的，你应该做你想做的，因为你花费了巨资”。

　　在商业逻辑，更具体是收视率的压力之下，并不太成为问题的迪斯尼主导的奥运会开闭幕式，才开始成为尤伯罗斯的问题。没有犹豫，尤伯罗斯取消了迪斯尼的权力，他说，“(我们不要)超级大国的宣传”。在那场被称为“好莱坞式歌舞大片”的开幕式表演之后，一位叫凯蒂的12岁女孩，在《时代》周刊上写道:“开幕式上，我第一次感到……我们将会在某一天放弃‘我们’、‘你们’的称呼，而同称‘人们’。”

　　充满吊诡的事实在于，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两年之际，中央电视台请来了4位奥运会开幕式导演，让他们选出自己认为最棒的开幕式表演，结果3位选择了莫斯科奥运会，一位选择了柏林奥运会。在专业人士判断里，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已被遗忘。

　　选择认同导演们的专业判断，或者将是一个不失个性却遗失背景的孤立见解。奥林匹克委员会给开幕式的定义很简单:仪式。这是社会学者积累知识的领域。剑桥大学教授保罗·康纳顿定义是:“社会秩序的每个参与者都必须有共同的记忆，而共同的记忆需要靠操演(仪式)传送和保持。”康纳顿被广泛接受的论据之一是，“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问题是，差不多算得上塑造全球受众“社会记忆”的那个仪式——奥运会开幕式，服务的是什么样的现存社会秩序？

　　在洛杉矶获得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个年代，美国总统卡特已经失去在奥运会赛场上展示国家意识形态的兴趣。美国人肯尼思·瑞奇记录洛杉矶奥运会的《好梦成真》描述道:“洛杉矶市长布莱德利将承办奥运会的签字仪式安排在白宫，以期卡特总统能亲自参加。罗斯福的房间(仪式举行的房间)距总统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而且卡特也在办公室。但是只有他的助手露面了，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洛杉矶奥运会，新任美国总统里根同样放弃了在赛场上竞争国家意识形态，原因很简单，当时的苏联代表团拒绝参加这届奥运会。冷战并未结束，只是里根选择了“星球大战”计划。

　　洛杉矶奥运会10年后，那位叫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学者写出了他的结论:《历史的终结》。与此同时，巴塞罗那奥运会终于找到沿用至今的开幕式叙事模式:讲故事——“在故事中，所有老的元素重新组合生成可被再次观看的新东西，而且这些故事是互相关联的，并在观众的想象中被重组。”这届奥运会开幕式制作人、奥美公司欧洲区创意总监路易斯·巴萨特也找到了他的新定义:“最长的广告片。”

　　“历史的终结”作为一种背景，“颂歌式”展示国家意识形态的表演，失去了全球化格局下的“现存社会秩序”的依托，自洛杉矶开始的好莱坞大片模式，终于成为主流。果真幸运，做出恰当选择的尤伯罗斯，被认定“开始这一主流”的那个人。

　　但是，任何试图将“主流”与美国或好莱坞画上简单等号的理解，都将证明是幼稚的。开创这种大片模式的尤伯罗斯，在不要“超级大国宣传”之前，他要求“(开幕式)作为独一无二的工程”，“将真正的美国奉献给全世界”。即使从经济的角度思考，“最重要的是通过(开幕式)仪式能够把举办国的投资，通过品牌大大地回收回来”。帮助雅典完成开幕式制作的英国人大卫·佐克，在中国的论坛上明确论述道:“我们被雇不是去制作一个杰克莫顿(大卫的公司)的大型开闭幕式，我们是被邀请参与一个雅典奥运会文化的开闭幕式。”

　　没有疑问，奥运会开幕式将会是一场越来越昂贵的“大片”。核心的问题，对于北京奥运会，大卫·佐克的忠告是，“仪式要表达明确的价值”，“你不要顾及世人听到你在说什么，你应当有所表示，说你想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