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消息不断传来。

　　9月28日，汉城汉阳大学体育馆，中国女排输了。半决赛中，中国女排0：3负于前苏联，第一局的比分是0：15。“0比15，参加奥运会前，中国女排已经是五连冠了，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没有预料到，大家已经习惯看女排的胜利了。”杨明这样感叹。

　　“那时侯中国媒体的很多标题都是灰色的，蔓延着一种特别压抑和失望的情绪。” 杨明说。

　　与竞技体育打交道时间还不长的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竞技体育“胜败乃兵家常事”的规律，第一反应普遍是难以接受。

　　山西作家赵瑜在兵败汉城后进京，一路上听到的旅客议论全部都是牢骚。作家张石山《我们有权参与》的文章代表了这种心声：炎黄子孙谁个不渴盼民族的振兴？哪怕仅仅是在全民输血重点保障的体育战线上大获全胜？10亿人口大国，区区5枚金牌！

　　毕熙东回忆说：当时国内群众反响很强烈，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意见，第二天又给记者传看。

　　记者理解的意思是，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获胜，对失败了的运动员不要责备，以免给他们增加压力，我们过去的体育宣传不大适当，过分强调了奖牌。

　　当时的毕熙东很年轻，觉得过去把金牌看得太重，体育成了民族的强心剂，中央领导发现了，在奥运期间扭转这个东西。振奋之下，毕熙东决定写篇文章——《中枢神经被撞击之后——窥视中国代表团大本营》，让国内关心体育改革的人尽快知道这个精神。但是，毕熙东这篇文章后来的结果并不如人意。

　　归国后，在首都国际机场，楼云一下飞机立即被记者包围，李宁却找了一条僻静的通道，刻意避开人群。可是连机场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揶揄李宁，“你哪儿不好摔，跑那儿去摔了。”

　　赵瑜的《兵败汉城》中描述了李宁汉城奥运会归来的处境：大把大把的来信，这些信中不再只有赞美和崇拜。

　　楼云回忆说，“我们也听到很多说他的，他(李宁)压力确实非常大。有些信件甚至带有侮辱性的。”

　　“回到国内，整个队也没有欢声笑语，甚至我们很多参加奥运会的人后来没有一个说主动想拎着包再去体操房的。”楼云回想当时体操队的情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在纪录片《我们的奥林匹克》中，当年得了冠军的高敏坦陈，希望有一次失败，“如果我失败一次，所有人都知道高敏不是神，她也是人，她也会失败的。”

　　“实际上不必把金牌看得很重，它是一种参与，比成什么样，都要高高兴兴。比得好就高兴，比得不好就痛哭流涕，这种反差比较大。”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前副局长、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健说。1988～2000年间，他任中国体操队领队，一路跟随中国体操队的成长。

　　“由于过去强调上一届奥运会拿了15块金牌，金牌的光焰掩盖了许多问题许多矛盾，比如说东欧几个体育强国在当时抵制美国举办的奥运会，没有参加。但他们的竞技水平并不低，有些项目如果他们参赛的话，我们就拿不到那块金牌。所以我分析，中国当时的竞技体育水平可能就是四五块金牌。”这是赵瑜在报告文学《强国梦》中，针对1988年奥运会作出的一个大胆预测。

　　事实上，这个预测，和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一些研究员的判断不谋而合。这份预测报告在奥运会前出现在一次会议的案头。

　　会议的参加者包括了李梦华、张彩珍在内的国家体委官员；报告的执笔者，是蔡俊伍、熊斗寅等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几名研究员。

　　报告认为1988年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有望夺得6～8枚金牌。

　　就在汉城奥运会鸣金收兵的同时，赵瑜接到了上海《文汇月刊》的电话，约请这位《强国梦》的作者重返北京，做一个中国体育代表团失利原因的调查。

　　那一年的10月中旬，33岁的赵瑜从太原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一个月后，《文汇月刊》派专人到北京取走书稿，密密麻麻手写稿的扉页，写着4个字的标题：兵败汉城。

　　此次奥运失利后，中国的《奥运争光计划》和全运战略随即被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