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你执教过中美国家队，意大利俱乐部队，还在日本也执教了两年的世界全明星队。这些队各有什么不同？

　　L：文化和体制的不同自然造成了这几个队的差别。中国是全民体制，作为国家队主教练，可以调队员、决定集训时间，有很大的主动权。但是权力大了，责任或压力也大，老百姓对国家队的期望值就很高。做美国队的教练也有难处，随意性大，队伍集训时间短，队员自主性又强。比如她们可以决定不集了，甚至来报到后又改变主意回去了。这么一来就给球队打法的固定和成熟及队员默契的培养带来了不少困难。意大利的从教经验我就不想多说了，因为它是俱乐部制，是经济关系，操的心当然比当国家队主教练少。

　　T：迄今为止，谁是你最崇拜的排球教练？

　　L：崇拜的倒没有。最信奉、敬重的当数袁伟民，他无论做人还是论球都是第一。

　　T：你想没想过有朝一日成为比袁伟民更好的教练？

　　L：我超不过他，人家可是三连冠的教练。

　　T：如何评价陈忠和？

　　L：我和陈忠和是能喝一杯茶的。我很尊敬他。我们场上是对手，场下永远是朋友。这种关系不会因为两个人的身份转换和双方的胜负而改变。

　　T：从1981年拿到第一个世界冠军至今，你还有什么梦没圆？

　　L：我这个人很随意，不爱多想将来该怎样，也没有长远的计划。不过排球这行，于我来说是一份不错的职业。

　　T：这次奥运会，如果中美小组出线后最终相见，谁会获胜呢？

　　L：我不去设想最后的结局，只希望尽心尽力地打好每一场比赛。我也不会说“只要打出水平，打出高质量的比赛就行了”这样虚伪的话，因为成绩也很重要。

　　T：将美国带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是不是你的一个理想？

　　L：我现在还不清楚，也不想就此多谈。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未来的决定——奥运后继不继续带美国队，并不取决于这次比赛的成绩。

　　T：如果你可选择从古至今的三个人进行一对一的谈心，且不考虑国籍的话，你会选择哪三位？

　　L：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立刻就有了两个人选。第一位是袁伟民，他平静又充满智慧，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我也很愿意与他分享我的快乐与忧虑。如果我遇到困难会给他打电话，他是一位很好的倾听者，会为我提供他的见解。每次和他谈完话，我总觉得豁然开朗。我经历的事，他多半也经历过。这种深层理解不是一个外行人能轻易达到的。

　　第二位就是我的妹妹，她比我小四岁。每当我情绪低落时，我也会给她打电话。对她我没有秘密，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心情都能在和她的笑谈中好很多。回头一看，这原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Everything will be ok！相比之下，我和母亲说得就没那么多，她年纪大了，我不愿让她操心。至于这第三位嘛，我还在寻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