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让我超越年龄

　　2008年8月17日，北京奥运会体操女子跳马决赛，一位来自德国的选手第五个出现在起跑点上。深呼吸、起跑、 她的脚步扎实而有力，起跳、腾空 、她的旋转稳健而美好。在她稳稳落地的那一刻，赛场欢呼声四起，而她静静的挺立。16年前，她代表独联体在巴塞罗那夺得体操女团金牌时也是以这样的姿势静静的挺立，只是16年的光阴，在她的脸上变成了一道道岁月的痕迹。跳马银牌、全能第九，所有的参赛项目无一失误——这就是33岁的丘索维金娜为体操、为奥林匹克创造的伟大奇迹。

　　杨澜：首先非常恭喜你，这一次的跳马你获得了银牌。那么在跳马当中，你选用了丘索维金娜跳，这个动作你最早是在什么时候跳过？

　　丘索维金娜：谢谢你的祝贺。2003年我第一次跳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丘索维金娜跳，是在那一年的世界锦标赛。

　　杨澜：所以这次再跳的时候与你当初跳这个动作感觉上有什么不一样?

　　丘索维金娜：我那时候还很年轻，那时候没有意识到那是很轻松的。但现在我就明白了我到底做成了什么，我感到非常自豪。我在33岁还能够完成这个动作，我希望全世界都能够知道体操训练可以进行到任何年龄。

　　杨澜：在跳马决赛的这一天你会不会感到有一点点紧张？

　　丘索维金娜:这不是我的最后一次表演，我感觉自己的状态非常好，在幸福的七重天堂。

　　杨澜：与比你小20岁的其他的运动员站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丘索维金娜:我认为每一个运动员都是很强的，不能说谁更弱谁更强。我想我取得胜利是因为我比她们多一些经验吧。因为我参加了很多次大型比赛，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在经验方面比她们强一些。

　　而且当你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儿子，比赛的时候会更轻松一些。因为你知道在家里有亲人为你加油，而且当你回到家，等待你的不是你一定要胜利，他们等待的是你。即使你失败归来你也是胜利的。

　　杨澜：现在的女子体操难度越来越高了，你觉得这个方面你需要更多的时间吗？

　　丘索维金娜:其实我的动作并没有在比赛中完全表现出来，因为还需要一段时间，我没有完全准备好。原则上我还可以做更复杂的动作，而且我的有些动作除我之外还没有人能做。

　　杨澜：有没有受到一些伤病的困扰？

　　丘索维金娜:有很多伤病 ,想起这些伤病就会觉得很困难。我的膝盖有很重的伤病，它让我没有在世锦赛上很好的比赛。但我要和这些伤病进行不断的战斗。我认为如果你有一个意愿想做什么那么你就可以做到。

　　杨澜：这已经是你参加的第五次奥运会了，而且这次获得了这枚银牌。这枚银牌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丘索维金娜: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太多了。因为在经历了为我儿子所做的所有事情之后，这所有的一切都沉淀在了这里面，在这之前有一段非常非常困难的时期。训练和所有的生活，就是为了活下去。

　　所以当我获得了这块银牌，它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我要把这块奖牌送给儿子。

　　杨澜：在比赛之后 ，你什么时间跟儿子能够通上电话 ？你对他说了什么？他又对你说了什么？

　　丘索维金娜:我每天都和他通话，今天也打电话了，因为他已经开学了，我要经常了解他的学习和他做了些什么，比赛结束后我也给他打电话了，他告诉我；“妈妈你是最好的、是最漂亮的。”

　　母爱支撑艰苦时刻

　　奖牌送给孩子，这是北京奥运会无数感人的奖牌中最为闪耀母爱光辉的一枚。1999年，幸福的丘索维金娜收获自己爱情的结晶，阿廖沙。然而三年后，儿子身患癌症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打破她原本平静的生活，为了支付巨额的医药费，27岁的她回归体操赛场，她由一名单项选手向全能发起冲击、她在训练中不敢停更不敢伤、她坚毅的脸庞镌刻了一位无私的母亲太多的爱、艰苦与梦想。

　　杨澜：在当时最艰难的这段时刻，一方面自己要训练要去参加比赛另一方面要照顾自己的孩子。你是否发现自己有很多的潜在的能力得到了挖掘？

　　丘索维金娜:我可以说每一个女人都有为自己的孩子做一切事情的本能。在那个时候会出现自己有那么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打倒不幸、打倒灾祸。我不知道我可以举起一吨的重量，但因为她的孩子需要这样做在这个时刻她可以做的到。

　　杨澜：刚刚做妈妈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丘索维金娜：感觉你给了人生又一个生命。我所有的一切，都准备献给我的孩子。

　　杨澜：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了解到自己的孩子得了白血病呢？

　　丘索维金娜：我知道这些的时候是在釜山亚运会上知道了这个消息。比赛结束后，我打电话回家，他们告诉我阿廖沙住进了医院，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当我们回到塔什干的家中的时候开车去到医院，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得了白血病。那个时候我完全不能说话了，更不能相信我的孩子能得这种病，这非常沉重。

　　杨澜：所以你带着他去了多少家医院才能最后接受这个事实？就是孩子真的得了这样一个非常难治愈的病。

　　丘索维金娜：那个时候没有思考的时间，所以我告诉自己，我要做所有的事情只要我的儿子能够痊愈。

　　杨澜：我知道在癌症的治疗的过程当中，像化疗放疗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对于你来说最艰难的是什么时期？

　　丘索维金娜：当我们来到德国以后，阿寥沙进行了七次化疗，最困难的是第三次之后，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脱发，不能走路，也无法说话了，那是一个最危险的时期，医生告诉我们，他要么活过来，要么死去。那些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于我来说，一个小时就像一周那么长，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待检查的结果，一直在等以后会发生什么，这个时期是最困难的时期，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想我已经不能坚持了，但是我对自己说：“你能坚持，你能行，你是强大的。要永远从好的方面去看才会有好的结果。” 这段时间是最困难的。

　　杨澜：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母亲你能做一些什么来缓解孩子的痛苦呢？

　　丘索维金娜：我经常到医院去看他，我在他的面前从没有哭过。在他面前我任何时候都没有悲伤过，我永远都在笑，很多努力的和他一起玩耍。虽然这很困难，当你只要来到医院就感觉到非常不好的时候。

　　杨澜：但是实际上好像在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你都晚上睡不着觉，是这样吗？

　　丘索维金娜：甚至可以说我们都没睡觉，因为在他病危的时候，他发高烧有时会到四十一度，有时身上还会有伤口，所以我害怕睡着，我怕在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那样我绝不会原谅自己，所以我和丈夫一直在换班，如果很累了，那就我睡一会儿，他坐着看护，就这样我和丈夫两个人守着床，听着阿寥沙还有没有呼吸。我没有每天都去哭，因为如果要是那样，我也坚持不住。我去参加训练，从医院和这一切中暂时解脱出来，因为我想如果总是坐在医院的话，不会有任何一个心脏能够坚持下来，因为当你看到那么多孩子在生病，那个时候非常多的孩子生病，但是在他住院的这两年期间，我哭了那么多，在一生当中我都没有哭过那么多。

　　杨澜：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上天非常的不公平，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的孩子的身上？

　　丘索维金娜：我认为每一个母亲都会这么想的，因为他才刚刚开始自己的生命，还什么都没有看到过就发生了这些。

　　杨澜：我相信在孩子生病的时候你也给他过过很多次生日，哪一次的生日让你最难忘？

　　丘索维金娜：对我儿子来说、对我来说，每一个生日都是难忘的，最幸福的生日是在家里的那次，而不是在医院里，那是最好的一次生日了。好朋友们都来祝贺他，因为他已经不需要和其它孩子隔离了，那是第一允许我们送给他蛋糕了，因为在医院时这样是不允许的，因为医院里有很多孩子会被感染的，他非常开心，他吹了三次蜡烛，吹完一次，他又让再点燃、再吹，他还自己吹了气球。最重要的是，他自己走过去，把蛋糕分给所有人，因为他终于可以重新开始走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