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见证吉吉神圣爱情 愿把奥运火炬擎上第三极(4)

　　4.悲痛中接替丈夫再踏征程

仁那随队出征迦舒布鲁姆峰前和女儿告别

　　6年后的5月27日，吉吉在珠峰大本营，参加2005年的世界第三极环保大行动。而仁那，是2004年世界第三极环保大行动的特别志愿者，是活动主办方和许多队员的向导和朋友，也是登山环保公益活动的倡导者。

　　就在5天前的5月22日，作为中日女子联合登山队队长，她率队第二次登上了珠峰顶。远在巴基斯坦的西藏14座探险队发来了贺电，其中有她的仁那的名字。这纸电文给吉吉带来多大的慰藉啊。

　　她是3月25日率队前往珠峰的。离家时，她的仁那来送她。从那以后，他们有两个月没有直接联系了。但她知道，27日这天，她的仁那将和探险队离开巴基斯坦的斯卡度去山里。

　　是因为身在珠峰吧，6年前的这天，和丈夫双双登顶的情景，格外清晰地映现在吉吉的脑海里。可为什么，回忆虽然甜蜜，心却有那么一点酸楚，一点忐忑？是因为每一次登山都要经历的包括生离死别在内的巨大付出吗？

　　登山是一项极限运动，尤其是攀登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早在19世纪，有人就提出了“8000米死亡线”的概念。每年都有人因登山而遇难，其中不乏职业登山者。许多登山者都有过从遇难者的遗体旁攀向前方的体验。成功地登上顶峰，对于登山者来说只是完成了攀登的一半，死亡的威胁在下撤的途中仍然时刻存在，只有平安回到大本营，登山者才会释下心灵的重负，尽情去享受成功的喜悦。吉吉说过，登山是向大自然挑战，也是向自己的生命挑战。

　　她每一次离家去登山，从车上看到雄伟的布达拉宫、清澈的拉萨河和环绕拉萨的秀美群山时，都会问自己:“我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能平安地回来再看到这一切吗？”她的仁那每一次离家去登山，她都亲手为他把大大小小的装备一样一样装好，哪怕是一双袜子、一副手套也不敢疏忽。对他叮咛了又叮咛:千万千万注意安全！接下来就是日夜的牵挂。

　　中午她没有去吃饭。晚上大本营来了许多领导，大家唱歌跳舞，她却很早就睡了。夜里她做了一个梦，28日早上起床，她把梦境讲给女队友听，女队友对她说:吉吉姐，你梦得不好。

　　早饭后，指挥长突然宣布:女队员即刻动身，去樟木休养3天。车到山下，环保队长拦住了吉吉乘坐的车，对她说:自治区体育局让她回拉萨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还让两位女队员陪她回去。

　　不祥的预感掠过吉吉的心头。她脱口而问:“是不是仁那出了什么事情？”

　　“吉吉你想哪去啦！”环保队长和她打着哈哈。

　　路上吉吉不安地哭了。司机一再安慰她:不会有什么事的。她往家里打电话，是帮她照顾家的朋友接的，似乎有些心虚地告诉她:“你妈妈和女儿出去玩去了。”她给14座探险队队员的家属打电话，队员家属有些支吾地对她说:“前天从巴基斯坦来过电话，探险队没什么。”

　　她却不知道，她刚刚离开的珠峰大本营已经为她的仁那下了半旗，她的队友，在寒风中站成一排，对她的仁那进行了哀悼。

　　傍晚，车到日喀则，要在宾馆里过一夜。

　　电视台的《西藏新闻》播发了仁那牺牲的消息，吉吉仍然不知道。两个女队友都爱看电视，可这晚不看，也不让吉吉看，在新闻播放时间拉她去洗澡。后来，她俩把电视锁定了一个并不怎么好看的电视连续剧，硬是不让吉吉换频道。

　　5月29日下午一点多车开进了拉萨，西藏登山队副队长在路边等候她，坐进她的车陪她回家。一进家门，她就看到她的亲属全来了，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她问哥哥:“是不是仁那出事了？”哥哥不回答。她又问舅舅，舅舅也不回答。最后，还是哥哥告诉的她:“仁那遇难了。”

　　她昏了过去……

　　直到今天，吉吉都不相信她的仁那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年她动身去巴基斯坦料理丈夫后事时，对女儿说的是:“妈妈去接爸爸回来。”两年多来，她从来没有对女儿说过爸爸不在了的话，女儿也没有对她说过。

　　她总觉得他是到远方登山去了，总觉得哪一天他又会推开家门出现在自己和女儿面前:披着满身的风尘，被暴风和烈日吹晒得又黑又红的脸，漾着无比欢喜的笑。

　　仁那到国外登山的日子，都是在北京时间的晚上打电话给她。直到今天，在晚上，她的手机或是家里的座机响起，她还会以为是仁那的电话。

　　到队里开会或学习，她常常望着仁那当年的位置出神。有时候她会觉得，她的仁那还坐在那里。

　　她在梦中梦到过丈夫:在拉瓦尔品的巴基斯坦三军联合医院的太平间里，她的仁那覆盖着花圈和哈达安睡在灵床上。她扑上去，亲吻他冰冷的面颊，抚摩他僵硬的双手……当她从恸哭中醒来，她多么希望这仅仅是一场噩梦！

　　他们结婚时的合影，她一直带在身上，无论走到哪儿。当她感到孤独的时候，无助的时候，就把照片拿出来看。

　　2007年5月，就是带着这张合影，在仁那遇难两周年时，她，我们的吉吉随攀登14座高峰探险队来到巴基斯坦。从这里，她要接替丈夫去攀登迦舒布鲁姆I峰。